ldquo学习困难rdquo治得

在“学习困难”门诊外等待医院在年2月开设了“学习困难”门诊。引起我好奇的是：“学习困难”真的是一种病吗？这样一个门诊究竟在解决什么问题？一年过去，我来到门诊，看到了家长们的失态、焦虑和无助。互联网世界一次又一次爆发的关于教育焦虑的讨论在门诊有了更具体的模样。很多家长第一次认识到儿童成长发育期一些被忽视的病症，包括“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阅读障碍”等。这些病症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尤其影响学习。他们大多成绩不好，不被家长、老师认可，社交也频繁出现问题。在当下的社会评价体系中，他们成为了“偏离标准”的孩子。“学习困难”门诊试图去解决这一系列病症，在医学上，药物的确可以改善孩子的核心症状，但这个问题也关乎教育本身——家庭如何接住一个“偏离标准”的孩子，学校、社会又有多大的空间来接纳他们。深一度视频：“学习困难”门诊开诊年3月8日，星期二，医院的“学习困难”门诊又迎来几十位焦虑的父母。门诊只在每周二、隔周六固定开诊，有的家长等了半个月才终于抢到了这天放出的40个号中的一个。“再不看，真的，我也要崩溃了”，诊室里，一个五年级孩子的妈妈正细数着女儿的“异常”：写作业时，不断地啃手指甲、脚趾甲，一个小时过去只写了五个字；语文、数学只有二三十分，期中、期末考试老师都要让她去陪考……在孩子四年级时，学校老师就建议她来门诊，但孩子的爷爷反对，觉得这不是病。现在是“没有办法了”——之前考试还能及格，如今越来越差。她也跟着生理失调，夜里失眠……如果不是医生打断，她的抱怨一时半会儿还停不下来。另一位妈妈也有说不完的话。孩子在学校上课坐不住，常打断老师说话，还会前后左右晃动干扰同学。老师受不了，打电话找家长。她也受不了了，决定带着孩子来“看病”。相比普通门诊，“学习困难”门诊的问诊往往需要更长时间，医生要为每一个病人预留20分钟。从孩子的学习成绩、会不会拼音、会不会正确书写、字的结构是否符合、是否能理解数学应用题、能否能正确计算，到孩子本身性格特点、是否冲动易怒、社交情况，再到上课注意力如何、是否丢三落四，以及幼时说话、走路等发育情况和出现异常症状的时间、时长等等，“学习困难”门诊医生吴丹丹要从家长和孩子琐碎的回答中，判断出基本情况。问诊之外，家长和孩子还需要做专业的量表来评估。借助于量表结果以及相关实验室检查，医生才能最终下诊断。“学习困难”门诊的另一名医生黄懿钖说，最初确定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有过担心——会不会引起家长过度恐慌，觉得学习困难也是病，把问题扩大化。事实上，他们想做的恰恰相反。他们希望通过这个门诊，让家长摆正心态，认识孩子究竟有没有学习困难的问题？有的话，是哪种原因造成的？是否有解决办法？从年2月正式设立“学习困难”门诊至今，医院的接诊数据表明，“学习困难”背后有多种成因。科室主任刘倩琦说，就诊的近个孩子中，大约有三分之二被诊断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英文缩写“ADHD”）——这其中又包含注意力不集中、多动抽动两大类症状，有的孩子还同时出现了两种症状；包括阅读障碍、写字困难等在内的学习技能发育障碍也是“学习困难”的重要成因之一；另外一部分孩子表现出自身智力水平较低。当吴丹丹把诊断结果告诉家长时，大部分家长很茫然。有的家长听到自己的孩子被确诊为“多动症”，会很快否认，“我们家孩子听故事、看电视很专注的，也没有多动”。吴丹丹要向很多有同样疑惑的家长解释，“‘多动症’并不单单指好动、冲动，发呆、走神这样的注意力缺陷也是‘多动症’的一个分支。”事实上，这些让家长们感到陌生的问题在人群中早有了一定数量的存在。据年《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显示，“ADHD”在中国的患病率为5%-10%，患儿数量在万左右。这其中，会有2/3的人持续到成年。目前，“ADHD”的就诊率仅为10%左右。关于阅读障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舒华的研究指出，在中国，大约有5%-8%的适龄儿童有阅读障碍——这意味着每10到20个孩子中就可能有一个，总人数约万。舒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如果一个孩子有正常的智商和教育机会，排除情绪和动机等因素，若阅读能力明显比同龄人落后，就可以认定为阅读障碍。门诊里一位爸爸终于理解了儿子为什么频繁看错字看漏字，越来越不肯读题，还常常说“字会跳动”。但他想不通，“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落在我们身上”。对于家长而言，这可能并不是最绝望的诊断结果。当一位妈妈听到吴丹丹说她的孩子智力水平低于及格线时，她愣怔了几秒钟，犹豫着问，“弱智么？”然后趴在桌子上，头闷进手臂里。“这谈不上弱智，她不是一个特别机灵的娃，但不能说她有问题......”吴丹丹的解释她压根听不进去。吴丹丹说，这只是初步测试，还需要做脑电波、甲状腺功能检查。她着急地问，“这是由甲状腺引起的么？”确定只是例行的排查后，她沉默了。诊室外，亲子之间的争吵常常发生，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着妈妈吼，“你骗人，你说我脑子有问题，我脑子没问题！”这位妈妈脸通红，拿着之前的诊疗单想让吴丹丹帮忙看看。儿子不愿意进来，她全程没有坐下，自顾自地说，“我都让他搞乱了”。吴丹丹说，很多“多动症”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共病”（指同时伴有其他问题）的概率会增加。她解释，这些孩子容易冲动，与人发生摩擦也多。这意味着他受到的批评指责也会相对更多，同时由于注意力不集中，学业的成就感也会较低，最终有可能彻底厌学，或患上抑郁症，社会功能受损严重。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孩子的自尊和自我成就感几乎全都来自于学业和同伴关系，“一旦这个塌了，后面可能都塌了”。对于学龄期孩子的“ADHD”，药物治疗是最有效的方法，吴丹丹说，但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初中以后，相对最佳的治疗期已经过去了。她常常感到可惜，“尽早治疗纠正，多动症对学习、生活的影响是可以越来越小的。”“ADHD”医院组织的家长课堂上学习两难的选择在医院，被确诊“ADHD”以后，6周岁以上的适龄儿童可以选择药物治疗。目前可供选择的药物是两种：专注达、择思达——在中国，这是针对“ADHD”最有效的医疗手段。药物伴随着副作用，最常见的是食欲不振、睡眠问题。尽管副作用的发生是概率问题，但家长要为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做好准备。药物治疗每个月开销元左右，在很多城市，这笔钱并不在医保报销的名录里。还可以选择每周四、五开展的行为干预训练，但同样费用不菲，比起药物治疗，行为干预训练见效较为缓慢。很多家长会问，周末没有么？平日孩子要上课，他们要上班，实在没时间。吴丹丹每次都会无奈地回答，“我们也是要休息的呀”。一旦为孩子作出选择，经济成本、时间成本都在考验着家长。陈静生活在这种考验之中已经九年了。女儿在小学三年级时被确诊为“ADHD”。得知确诊那一刻，她没法接受“自己的孩子真的和别人的不一样”。不能被落下的紧迫感让她选择了吃药，因为“马上就要高年级了，行为干预训练每周都要请假，不上学怎么行呢？”这一吃，就吃了八年。今年六月，她的女儿即将参加高考。接受采访这天，陈静常常说起的遗憾是，如果在女儿幼儿园出现异常时，她能意识到这并不是“孩子淘气”“难带”，从那时就开始做行为干预训练，也许就不用经历漫长的服药期。关于用药物介入“ADHD”，也有一些学者持反对态度。在《不正常的人？台湾精神医学与现代性的治理》一书中，作者提到，医生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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